序言

一颗糖丸的重量是多少？

从现实意义上讲，每一颗重一克。但它的分量，远重于泰山。

当我们的孩子吃下“糖丸”，这样的一颗颗减毒活疫苗便完成了它们的使命。而这使命背后，是顾方舟先生耗尽一生、为之奋斗的，打败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夙愿。

2026年，是顾方舟先生百年诞辰。

我们试图用文字去走近一个人，却发现任何宏大的叙述，在他面前都显得苍白。于是，我们选择去倾听——倾听那些曾与他并肩走过岁月的人。

这四篇探访实录，来自六个不同的视角：

钱昌年老师与顾老在医学教育科研领域有过长期合作；杜星辰老师与顾老在昆明生物所共事多年；龚春梅老师是首批跟随顾老研制疫苗的成员，曾和顾老一起并肩作战。彭小忠老师与顾老有25年的师生之情，是和顾老师相处时间最长的弟子；刘阳老师是顾老接收的第一位研究生，也是“开门弟子”；唐七义老师是顾方舟的“关门弟子”，曾在顾方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。

顾方舟先生常说，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。但这一件事，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，让“小儿麻痹症”这个词，渐渐成为年轻父母听不懂的过去。

今天，当我们回望他的百年人生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科学家、一位教育者、一位管理者，更是一个把毕生心血揉进一颗小小糖丸里的人。

作为学生的我们常常追问：何为家国？何为奉献？何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？

顾方舟先生用一生给出了最朴素的答案——把“我该做什么”和“国家需要什么”放在一起思考，然后用一生的行动，交出属于自己的答卷。

这四篇文字，是我们对他的致敬，也是对那些同样默默无闻、与他并肩前行的老一代协和人的致敬。

愿他们的故事，我们的故事，扎根、生长、枝繁叶茂。

是为序。

“他把刚出生的孩子抱来服疫苗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哭了。”

——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龚春梅

1959年的北京，30岁的龚春梅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放弃临床医生梦想后，会成为中国首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团队的一员，更没想到会和“糖丸爷爷”顾方舟结下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。

“组织让去哪，我就去哪”

1956年，龚春梅考入昆明医学院，一心想当儿科医生。1958年底，一纸调令打破了她的计划：卫生部要抽调6名优秀医学生去北京，学习一项“保密任务”。

“我们当时心里直打鼓，甚至猜是不是要搞原子弹。”作为党员，她服从了安排。到了北京才知道，任务是跟着刚从苏联考察回来的顾方舟，研制国产小儿麻痹疫苗——这个病当时每年让几十万中国孩子瘫痪，国家急需自己的疫苗。

顾方舟温文尔雅的样子让她印象深刻：“他说‘别着急，一边学一边做，以后回昆明当骨干’，我们慢慢就安下心了。”

“领导带头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”

1959年中下旬，第一批500人份疫苗在北京生物所试产成功。但人体安全性未知，谁敢先吃？

“顾先生第一个喝了疫苗，过了几天觉得大人反应不代表孩子，又把刚出生不久的幼子抱来服下。”这个举动震撼了所有人——当时疫苗只在猴体试验过，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出意外。在顾方舟的带动下，病毒所不少职工也让自家孩子参与了试验。

1960年4月，疫苗通过鉴定，龚春梅和同事们启程返回昆明，准备大规模生产。等待她们的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。

“他把孩子接到家里，让我放心去东北”

回到昆明时，研究所刚盖好，连条正经路都没有。“从市区到黑林铺没公交，我们背着行李走了3个多小时，一路打听‘生物所在哪’，当地人只知道花红洞是景点。”

顾方舟带头拉着车铲土修路，全所职工下班都去义务劳动。更让人动容的是，他把北京的家人全部迁来昆明：年迈体弱的母亲、在病毒所工作的爱人、两岁多的幼子，彻底扎根边疆。

“那时候粮食定量低，男同志每月28斤，女同志每月24斤，大家饿得水肿，顾先生还组织人去买苹果香蕉，家家有份。”龚春梅说，“领导这么拼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”

1964年，她带队去吉林通化做2000人份疫苗流调，当时她刚做完胆囊手术，两岁的孩子没人带。“顾先生二话没说：‘放我家，让我妈帮你带。’”

东北山区条件极差：睡火炕、吃高粱米、没法洗澡，身上长了虱子只能用敌敌畏洗头。“老百姓以为采血是‘卖血’，拿棍子赶我们，还有孩子服疫苗后巧合死亡，我们挖坟验血才查清真相。”三个月后回到昆明，孩子安然无恙，龚春梅至今感念这份恩情。

“国家培养你，不是为了让你当逃兵”

1976年，因孩子无人照料，龚春梅申请调到昆明市肿瘤医院。顾方舟知道后严厉批评她：“国家花大力气培养的技术骨干，怎么能为了小家放弃大家？你才39岁，正是报国的时候！”

后来她想调回生物所，昆明医学院不同意，顾方舟直接找到老同学、医学院院长周克明协调，帮她回了科研岗。“这件事我一辈子都记得，他既是严师，也是亲人。”

1985年，龚春梅去北京出差，顾方舟陪她和爱人逛了北海公园，临别时像亲人一样依依不舍。“他去世前还说‘一辈子做了一颗疫苗，很值得’，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。”

糖丸背后的“百万分之一赌局”

很少有人知道，顾方舟当年做了一个巨大的冒险：当时苏联的灭活疫苗技术成熟，但成本是活疫苗的1000倍，新中国根本负担不起。他力主采用减毒活疫苗，虽然知道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会导致麻痹，但他算过账：“哪怕担这点风险，也比全国孩子可能瘫痪的后果轻。”

事实证明他是对的。我国自主研发的糖丸疫苗（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）成为全球首创，2000年中国实现无脊灰目标，顾方舟功不可没。

“他不是神，只是把国家和孩子的利益，看得比自己的名誉更重。”龚春梅说，“这就是我认识的顾方舟——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科学家。”

供稿：团委